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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和哲学家是有区别的，无论是从词源的角度还是西方文化中哲学家的通常形象来看，哲学家所关注的是智慧的问题，而儒家关注的则是现实秩序的建构。
����许多人不同意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孔子的"贬低"。毫无疑问，孔子的关注的重点是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准则和合法性的依据，这也是儒家的特征。所以，儒者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在于对概念进行抽象、为思想提供逻辑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将西方哲学家所做的工作看做是必须的和前提性的，相反，即使是魏晋和宋明时期的思想家们对此投注了很多精力，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是他们的工作的核心。因为，当我们以玄学家和理学家来观照他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不自觉地以哲学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而他们对于现实的关注，他们的任何"理论工作"的现实动机便被剥离了。
����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主要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所谓制度化，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将一种思想系转化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习俗、实践系统。而儒家的制度化并确立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就是试图建立一套能够证明当时社会秩序合法性的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系统。我之对待儒家，并不是以孔子、孟子这样的个体形式来考量，而是将儒家看做一个群体，一个在汉代以后一直扮演着社会精英角色的群体。他们不但利用统治的权威将孔子和儒家经典神圣化，同时在隋以后设立的科举考试，将儒家和权力联系起来，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传播系统。不仅如此，他们依据自己的独尊地位，在现实的政治设计中灌注儒家的理想。因此说，儒家从根本上是排斥"静思"，而提倡"行动"的。"经世致用"是儒者的出发点。
����目前，哲学这门学科的存在，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无论是以实证主义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来整理中国的思想也自有其思想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忽视儒者的真正的社会使命，忽视儒家在传统中国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追求，我们或许不能理解儒家，进一步讲也就无法认识儒家对于现代和未来中国的意义。显然，我们对于儒家的研究并不是出于一种"考古"的兴趣，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儒家对于我们的生活、制度、价值所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儒家和现代化的关系又一次成为关注点。甚至连"中体西用"的问题也重新被提起，新儒家的立场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在这些讨论中有一点可以认定，谁也不可能是仅仅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来看待儒家的。由此我们便觉察到以哲学来解释儒家显得无力，而从制度化入手来解释儒家的意义，可能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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